三、劉邦在白登被圍得解，確實是得了匈奴冒頓單于閼氏的力量。而閼氏的肯於出力，又確實是通過大間諜陳平的奇計，使使厚遺她才實現的。這與所謂湯以千金事女華和陰陽之議合等說法也完全一致。當然，它決不是在寫劉邦，但也決不是在寫湯。它只是要說明一個關於用金錢實行離間的間諜政策，所以就從腦子中所能記憶的有關這一類事件的人物信手拈來，編成一個故事，作為這個政策的具體例證罷了。
第二，本書之成，不得在漢文帝劉恒十二年（前一六帝劉恒時，雖經陸賈說令臣服於漢，然至武帝初年，其相呂嘉倔強益甚。是時，漢正與北方匈奴對抗，而南越常為北征軍後顧之憂。劉徹之欲滅南越，實非一朝一夕之故。《史記.平準書》載：是時粵（越）欲與漢用船角逐。乃大修昆明池，列觀環之。治樓船，高十餘丈，旗幟加其上，甚壯。索隱：昆明池有豫章館。豫章，地名，以言將出軍於豫章也。這是元鼎二年（前一一五）的事。至元鼎五年（
前一一二），不過三年，劉徹果派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江淮以南樓船二十萬人（《漢書》作十萬人）與越馳義侯所將巴蜀夜郎之兵齊會番禺。次年（前一一一），遂平定越地以為南海等九郡。今觀此文，有云：天下之國莫強於越，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，恐越人之至，不就是劉徹欲北伐匈奴而南越常為後顧之憂的反映嗎？大夫立沼池……請以令隱三川，立員都，立大舟之都，不就是劉徹大修昆明池的反映嗎？其它如三川，則是長安涇、渭、汧三川之反映。如大舟云云，則是所謂治樓船，高十餘丈，而旗幟加其上的反映。如扶身之士五萬人，則是路博德等所率江淮以南樓船二十萬人的反映。如曲菑則是番禺的反映。所不同的，只是把漢人南征，改為越人北犯罷了。
第四，本書之成，不得在王莽居攝三年（公元帝時代者──
一、嚴道銅山鑄錢的反映──《山權數》：湯以莊山之金鑄幣。案此語又見《輕重戊》篇。《鹽鐵論。力耕篇》亦有此語，惟莊山作嚴山。嚴山即莊山，東漢避明帝諱，故改為嚴山。嚴山就是嚴道山，其山產銅。《史記.佞幸傳》：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，上欲其富，賜之蜀嚴道銅山，得自鑄錢，鄧氏錢遍天下。按《明一統志》：嚴道廢縣，在雅州治東。秦始皇滅楚，徙嚴王之族以實其地，故名。又《太平御覽》六十六引《蜀記》亦云：秦滅楚，徙嚴王之族於嚴道。《括地志》則云：秦昭王相嚴君疾封於此，故縣有是稱。是嚴道之得名，不論是由於嚴君疾，或楚莊王，要之皆在戰國末年或秦始皇時，則可確定。至其以嚴道銅山之銅鑄錢，則直至漢文帝時，始由鄧通為之。可證本書之成，決不得在漢文帝賜鄧通銅山以前了！
二、除其田租的反映──《山國軌》有去其田賦以租其山的話。它主張立三等之租於山，以代替田賦旳收入。《國蓄篇》也認為以田畝籍，謂之禁耕。這和《漢書.文紀》二年和十二年，兩次賜天下農民田租之半；十三年，全除田之租稅，用意是完全一樣的。
丙、屬於景帝時代者──
一、珠玉金銀等三等幣制之反映──《國蓄篇》云：以珠玉為上幣，以黃金為中幣，以刀布為下幣。三幣握之非有補於暖也，食之非有補於飽也。先王以守財物，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。《地數》、《揆度》、《輕重乙》等篇所言略同。案以珠玉、黃金及刀布同用為幣，於古無聞。至秦并天下，始行三等貨幣制。《史記.平準書》云：至秦，中一國之幣為三等，黃金以鎰名為上幣；銅錢識曰半兩，重如其文，為下幣；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，不為幣，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。《漢書.食貨志》三等作二等。顏師古曰：上幣者，二等之中，黃金為上，而錢為下也。漢興，幣制屢有變更，然大抵皆因秦舊。據各隨時而輕重無常一語，則珠玉在秦漢時雖不為幣，而一般人之心理，以其難得，仍甚重視之。其價值與地位，往往遠駕於黃金之上。雖無貨幣之名，而實際則等於最高等之貨幣。故《平準書》即逕云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。事實上，在漢時，珠玉確已取得最高等貨幣之地位。故《漢書.景紀》後三年正月詔云：黃金珠玉，飢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以為幣用，不知其終始。《食貨志》晁錯上疏云：夫珠玉金銀，飢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然而眾貴之者，以上用之故也。其為物輕微易藏，在於把握，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。《貢禹傳》載禹疏亦云：宜罷採珠玉金銀之官，毋復以為幣。貢禹此疏，上於漢元帝初元五年，為御史大夫時。可見到了元帝時代，漢朝還是以珠玉金銀為幣的了。本文所論三等幣制，不僅是反映了秦漢時代的實際情形，而且其所謂三幣握之非有補於暖也，食之非有補於飽也二語，亦係從上引景帝詔文及晁錯疏文中飢不可食，寒不可衣蛻化而來。又先王以守財物，以御民事，而平天下數語，則與《食貨志》載賈誼疏所謂上挾銅積，以御輕重，以臨萬貨，以調盈虛，以收奇羡一段文字，有抄襲之關係，而它的時代性，也就很顯而易見了！
二、更名諸侯丞相為相的反映──《輕重戊》：楚王聞之，告其相曰；又云：代王聞之，告其相曰；又云：衡山之君告其相曰。《輕重己》也說：路有行乞者，則相之罪也。案漢初諸侯王國，皆設有丞相，與中央同。至景帝中五年，始更名諸侯丞相為相。見《史記.景紀》、《漢書.景紀》及《百官公卿表》。楚在春秋戰國時，皆有令尹而無相。衡山為漢所立國。今此文言楚、代、衡山皆有相，則其所謂相，必非張儀相秦及蘇秦並相六國之相，而為漢景帝中五年所改之相，實甚明顯。
丁、屬於武帝時代者──本書是漢末王莽時代的人討論封建國家統制經濟政策的書，而武帝一代，則是這一政策創造和實行的主要時代。所以書中對於武帝一代的歷史事實之反映，分量也就特別的多。這里僅舉其最顯著的數條於左：
一、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的理財思想之反映──《巨（筴）乘馬》：管子曰：國器皆資（贍），無籍於民。籍就是賦斂。這是說不必賦斂於民，而國家所需要的器械都能足用的意思。這類的句子，在本書中不止一見。如：故開闔皆在上，無求於民（《乘馬數》），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（《國蓄》），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（同上），則籍於財物，不籍於人（《山國軌》），乘令而進退，無求於民（同上），桓公問於管子曰：不籍而贍國，為之有道乎？管子對曰：軌守其時，有（又）官（管）天財，何求於民（同上），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，無求於民，此去丘邑之籍也。（同上），軍五歲毋籍衣於民（《地數》），終身無籍於民（同上），五官（管）之數，不籍於民（《揆度》），然則自足，何求於民也（《輕重甲》），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，是可以無籍而用足（《輕重乙》），故國八歲而無籍（
《輕重丁》），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（同上）。蓋本書著者正以無籍而用足為其理財之中心思想。故極力主張施行輕重之策，而不主張直接向人民進行賦斂。梁啟超名之曰無籍主義，是很有道理的。然此種無籍主義，實完全本之於漢武帝時之大理財家桑弘羊而非著者所自創。《史記.平準書》記桑弘羊理財之成績云：
於是天子北至朔方，東到泰山，巡海上，並北邊以歸。所過賞賜，用帛百餘萬匹，錢金以巨萬計，皆取足大農。……而諸農各致粟山東，漕益歲六百萬石。一歲之中，太倉甘泉倉滿，邊餘穀。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。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。……
一歲之中是指的漢武帝元封元年。這是對桑弘羊推行的鹽鐵、均輸等官營政策的總結。據《漢書.蕭望之傳》，張敞也說：昔先帝（指武帝）征四夷，兵行三十餘年，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。《鹽鐵論.輕重篇》御史亦云：大夫各（君）運籌筴，建國用，籠天下鹽鐵諸利，以排富商大賈。買官贖罪，損有餘，補不足，以齊黎民。是以兵革東西征伐，賦斂不增而用足。可見此種成績，確為武帝時桑弘羊所創造之歷史新記錄。雖《鹽鐵論.非鞅篇》及《禁耕篇》，大夫曾有商君相秦……不賦百姓而師以贍之言，《漢書.吳王濞傳》亦載吳有豫章銅山，……以故無賦國用饒足，似無籍主義，在桑弘羊前，秦相商鞅及吳王濞即已先後行之。然兩者皆不過財政經濟上之自發的事實，而尚未能演為完整之理論體系。至桑弘羊根據漢武帝一代在財政經濟上之實踐，始以極肯定而強調之語氣，正式宣佈於全國經濟會議之前。而本書著者則又繼承此一理論體系而更發揚光大之。大抵全書之中，無一篇不是以無籍主義為其中心的主題；所提方案亦無一而非實現此一中心主題之具體設計。故《管子.輕重》一書，我們竟可以稱之為無籍贍國論。《巨（筴）乘馬》篇的國器皆贍，無籍於民，不過是無數具體設計中之一端而已！
第 64 章
恋耽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