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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百里顺着说：“野蛮人的暴力，又远不及文明人。”
“总不能以暴力的高低决定文明程度的高低，”梁启超有些无奈地说，“亲身来到欧洲后才发现，这里与国内精英分子幻想中的天堂完全不是一回事！在我看来，西方文明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并没有真正进步，反而陷入了利己杀人、寡廉鲜耻的状态。”
“好像一直都是这样……”李谕说。
梁启超说：“所以说西方同样存在巨大缺陷，但这种缺陷正是我们所具有的。将来我们必然要走融合中西方文化的道路才可。”
没有穿越者的视角，梁启超能看到这么本质的东西相当厉害。
李谕说：“中西方本就不同，全盘西化是那些没有来过欧洲之人的幻想，取长补短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”
梁启超深以为意：“疏才是西学大家，一语中的！我国多年来效仿西方而不能成，因素很多，可以说二者社会政治的固有基础全然不同。正是这种文化差别，让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，变法维新屡遭失败，就连最基本的议会制都没有学过来。”
李谕说：“欧美有议会制的基础，他们一直是精英文化和贵族文化，习惯了少数人决定大事。”
“是啊，”梁启超说，“所以他们才能做到让少数精英代表全体人民。中国则不然，自从秦汉以来，久无阶级，短时间想学习英法，少了根基，必然失败。”
李谕说：“没有阶级也不见得是坏事。”
“当然是好事，”梁启超说，“经济同理，西方经济强，缘于资本主义，但战争的爆发，说明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，并非合理组织，现在虽十分发达，却已走到末路，且积重难返，不能挽救，势必破裂！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，说不定是天大的运气。”
蒋百里说：“欧洲有些人应该看出来了，也在变法，比如俄国，可惜不能去一趟圣彼得堡。”
“提到列宁这个人，”梁启超说，“我倒觉得在欧洲政客中，以人格论，当以列宁为最。其刻苦之精神，忠于主义之精神，最足以感化人。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，因此他的主义能见实行。”
这都是梁启超的原话。
李谕说：“经过欧洲一行，任公好像变得更加乐观了。”
梁启超说：“没错，我现在越发觉得，对于中国的未来，根本无需悲观。西人作茧自缚，中国固有的文化底蕴乃是最符合未来世界潮流的。只要我国从少年抓起，从培养高尚人格做起，融合东西，砥砺前行，必然可强盛！”
已经记不清是梁启超多少次思想转变了。
蒋百里同样信心倍增：“见过德国失败后，我准备写一本书论证其失败根源，以为警示。”
他当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国。
李谕说：“期待先生成书。”
“我已经写了一些笔记，”蒋百里说，“对了，几天前我们刚到巴黎时，这批手稿差点被盗。我们下榻的公寓进了贼，箱子被翻得乱七八糟，以为堂堂欧洲大陆文化中心的巴黎，盗贼竟如此多，没想到却找到了一张纸条。”
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，递给李谕：“上面是用法语写的，“很抱歉误闯了您的房间，随信附上10法郎，用以赔偿您的玻璃和百叶窗”，落款则是黑夜工人。我头一次见这么讲究的盗贼。”
李谕拿过纸条：“黑夜工人？这不是那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吗？”
梁启超说：“无政府主义？欧洲还有这种奇怪的东西？”
李谕说：“具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我不太了解，不过黑夜工人的创始人是个奇人，他叫雅各布，是响彻整个法国的侠盗，专门劫富济贫。”
“哦？”梁启超有点感兴趣，“在这个社会里出现这种人物想想也合理。难道我们遇到了这位侠盗？”
“并不是他，”李谕说，“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，流放到了圭亚那。”
“圭亚那在哪？”蒋百里问。
“南美洲。”李谕说。
屋子里有个地球仪，李谕给他们指了一下。
蒋百里咋舌道：“法国竟然把监狱建这么远？”
“因为法国权贵们太怕这个人了，他的社会影响力又大，不能判他死刑，只能流放到圭亚那，尽可能消除其影响力。”李谕说。
梁启超说：“难怪我在报纸和书刊上都没怎么听过这个人。”
李谕说：“无政府主义本来就不是什么范围广大的组织，非常小众。雅各布出名全靠他劫富济贫的行为，据说当年他每劫掠一个富人，都会留下一张纸条，写上“在下是个盗贼，但只会光顾那些真正盗贼的家”。” ', ' '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