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高务实如此高兴？因为这种想法在农业时代的中国几乎是开创性的！
早在高务实前世求学阶段，他就曾经有过一个疑问：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朝廷好像压根就不关心社会经济的发展？感觉经济发展这个事儿，在古代的官员和皇帝眼里完全就是脚踩西瓜皮——滑到哪算哪。
为什么啊，经济发展难道不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大事吗？后来他才知道，现代社会才会认为经济发展如此重要，古代还真不是。
有句是个人都知道的名言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国家最重要的大事，在于祭祀和战争。
战争很重要，这个好懂，放在这里毫无问题。问题是祭祀。
祭祀这种活动，你要说它完全不重要，那肯定不对，毕竟这似乎涉及到文化啊、精神啊之类的传承，非要较真的话还是有点重要的。但是，放在和“战争”一个高度，就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了。
确实不对劲，因为人家想表述的其实并非只是祭祀本身。这句话里，将“祀与戎”放在同层，甚至把祭祀放在战争之前，是因为这里的祭祀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“礼”。
那么，什么是礼？抛开可以为你给出百万字解释的一票儒家经典，其实孔子所说的礼，根子从来不是什么礼节、礼貌。这些都只是浮于表面的细枝末节，仿佛泡茶时冲出的泡沫——你要喝的是茶汤，不是那层泡沫。
孔子所谓的礼，用现代大白话来说就是：“规矩。”高务实认为，孔子要表达的意思其实贼简单：做人啊，凡事都要讲规矩，不然就全乱套了。
把这句话大而化之，再回到“祀与戎”，意思就很好懂了：针对国内而言的“规矩”和针对敌国而言的“战争”。
这种做法不仅不会惹人反感，甚至还会让学生觉得“很爽”——你县尊老爷就这个水平？那还不如我嘛！
换句话说，古代任何一家朝廷，它对内所关心的从来都是维稳，而不是其他。
因为以上这些原因，所以高务实以往的改革都是直接解决某一具体问题——驿站亏本亏不起了，高务实上《纾驿路疏》；藩禁养猪养不起了，高务实上《请开藩禁疏》；户部权力不到位事情难办，高务实上《取用疏》……总之都是就事论事，一计对一事，其前提都是“问题摆在这儿了，快来个人给朕解忧”。
石掌柜感慨道：“尤其是数学系和格物系，都吸引了不少生员(这里指秀才)前来学习，甚至还有些家资殷实又闲极……呃，又爱好此道的举人。久而久之，现在京师士林之中曾经来工匠学堂学习过的读书人，就算咱们再怎么少算，也肯定超过千人规模了。”
这样的阶层流动在商业大发展的时代是非常容易出现的，咱们不说别的，二战时期赫赫有名的许多企业，在高务实穿越那会儿早就完犊子了，而最近二三十年冒出来的财富新贵呢？多如过江之鲫。
科举制在当今世界就是全球最先进的人才选拔机制——你看看这个时代的欧洲，人家还在玩贵族世袭政治那一套呢！[注：写到这里忽然想到英国上院。笑死，二十一世纪了还得有爵位才能入上院，什么木乃伊皿煮。]
现在为什么不等了呢？因为他想明白了一点：再等下去也不会有机会主动冒出来，那不如趁着现在自己大权在握、威望无两的窗口期赶紧推一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