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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我让宁晚这麽做的，”岑倾月吸着鼻子对冯羽说，“我觉得他应该也不想让你在舞台上留下这样的遗憾。”她说得没错，如果当真是因为在台上而无法送师父最后一程，这肯定会成为我和冯羽心中永远绕不开的结。
“你们和他再说会儿话吧，”岑倾月侧身一步，让开距离，“我们在外面。”
一时之间，ICU病房里就只留下了我和冯羽。
可我们谁都没有先动。
和师父相处了这麽多年，到了这种时候，那些记忆竟然并不像电影片段中一样，成为循环播放的走马灯，我脑海里实际上只剩下两三个毫无意义的画面反複出现：我第一次见到他时，他的茶色眼睛，和我上台前，他手背上青紫的针孔。
电视剧里的哭天抢地也好，电影情节中的无声哭诉也罢，我想任何一种都好过我现在站在这里，甚至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要强。
可能过了十秒，或者二十秒，冯羽终于动了。
他走到师父床边，目光落在他起伏的胸口上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擡起僵硬的手，胡乱地抹了把脸，继而伸手调慢了点滴。
“蒋青，”他说，“叫李宁晚来吧。”
死亡大概总会带来混乱和无序，即便我们已经在心里预演多次，真正发生时，也只有李宁晚一个人做得到井井有条。我们在背后，看着护士动作娴熟地拔出气管插管、撤掉心电和呼吸机、取走他手指上的血氧仪……
晚上十点零五分，医生宣布脑死亡。
桂飞白，从新中国尚未建立到二十一世纪，九十三年人生至此，终于画上句号。
整理遗体仪容的时候，李宁晚看着师父胸口高度不太正常，伸手检查了一下，才发现他怀里竟然一直贴身揣着那本已经泛黄了的日记。大约他也清楚这东西的由来，招呼了一声，便下意识地将日记递到了岑倾月面前。
后者抿了抿嘴，并没有急着接过来，反而是犹豫地看向了冯羽。
岑先生的日记对我们而言，其实一直是个秘密。从那封回信开始，师父这麽多年都对其中的内容讳莫如深，更别提这本可能包含了一切真相的日记。况且从岑倾月的犹豫也能看得出来，她多多少少还是了解一点儿其中内容，当年岑先生的离开，定然和师父说的有些出入。
但她也清楚，归根究底，这些遗物，如果冯羽坚持要翻看，她并没有任何立场去阻止。
而冯羽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那本日记，就说：“放回去吧，到时候一起火化。”
葬礼那天，并没有下雨。
师父捡到冯羽的时候就已孑然一身，三十年过去，能交到的朋友大部分也比他先走一步，除开我们请来帮忙的好友，几乎没什麽来吊唁的人。我和冯羽，包括李宁晚，都不信鬼神，在场只有岑倾月一个人崇拜上帝，便由她请人来致悼词，操持流程。
等所有事情结束，我们甚至都来不及悲伤，转眼就又到了春景飞白第二场演出前夕。
为了打出名气，最开始设置演出频率的时候，赵军就下了狠劲儿。首轮演出持续两个月，连续八个周的周五、六晚上，都需要打起精神上阵。
于是我们什麽都没说，依旧和往常一样，排练、上台。
唯一区别是，第三场演出结束后，周天早上，我睡不着起来喝水，撞见了正在收拾东西的冯羽。
“你要走？”
他动作一滞，擡起头，眼下是难以遮掩的疲倦，“我打算回老房子住一段时间。”
我当然不会阻止他。
师父不曾隐瞒过他的身世，小时候知道这件事之后，他也很懂事，没闹腾过要寻找亲生父母。所以从始至终，都只有师父这一个亲人陪在他身边。
老房子他从出生住到大学，和我在一起之后才从那儿搬出来。那不仅仅是地图上一个地址，北京一处房産，更多的，那是他和师父之间独有的回忆。在这里，他练基本功想偷懒接过被打得抱头鼠窜；因为师父做菜太难吃所以从小就跌跌撞撞学着自己做菜；没钱读书打算放弃一切出去打工，走到门口被师父叫住，让他帮忙推着轮椅去典当家産……
冯羽从来没有对谁用过任何一个关于家人的人称代词，在他心里，这个世界上最重、最亲的称呼，就是师父两个字。
在师父离开的时候，我和冯羽都不曾痛哭流涕、失去理智，但我知道这其实并不是件好事。扑面而来的悲痛所带来的波澜，我们用精神、理智压住了它，试图把它化解在工作和日常之中，可夜深人静，和自己独处时，那些奔涌的巨浪，又会再次把我们拍回海面以下，无法呼吸。 ', ' ')